“孟德好大口气！”曹操笑了起来：“好，我就把你刚刚的这番话转告袁绍他们，只望你到时候不要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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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曹操送出门外，魏聪长长的出了一口气，这个不速之带来的消息还真是让人大吃一惊。不过从雒阳到交州的路程来看，袁绍他们在雒阳的行动成败已定，自己现在能做的只有静待佳音，事成的话就献上厚礼，看看能不能通过这条路子给自己搞定合法性问题；若是事败，那就只有先把曹操留在交州窝藏几年避避风头了，反正现在自己这里也不多一个吃闲饭的，权当是还了当年的情分。
“来人，传令下去，严加查问北来人，若有雒阳传来消息的，无论早晚，一律报上来，不得耽搁了！”
“喏！”
下了命令，魏聪回到屋子里，开始重新处理起公文来。从某种意义上讲，魏聪眼下面对的所有困难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缺人。是的，两汉时的番禺可能是东汉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了，但问题是当时的海外贸易规模无法和后世相比，魏聪打进番禺时，这座后世著名的羊城全部人口大概也就两万出头，其中大部分还是周边种地的农民。
就这点人口当然不足以实现魏聪蓝图中的“商业贸易、造船、手工业中心”，光是一个每年可以下水数十条百吨以上船只的造船业上下游的木作、竹作、铁作、绳作、帆作一条线下来，就需要上万手工业者了，更不要说其他的服务业，贸易等等了。所以要实现魏聪心目中的蓝图，仅仅番禺城一地的非农人口保守就在十万以上。
要养活这么多非农人口，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粮食问题，拜珠三角地区繁密的河流所赐，当地大宗货物的物流成本是很低的，考虑当地大片待开发的肥沃土地，只要个人单位农业生产率能够上去，有足够的剩余粮食，仅凭食盐、渔获、手工业品交易几样，番禺城莫说十万人口，就算是五十万人口，养活他们也不是什么难事。
所以魏聪首先想要做的就是在番禺城外进行新田开辟，按照他一贯的做法，先搞一个示范农庄，待到合适了再加以推广。不过他并不想搞那种一家百亩的小农经济，这太浪费人口了，有限的人口要用在城里搞附加值更高的商贸、手工业，服务业。他在城外要搞的是规模更大，技术门槛更高，单人剩余产品更多的庄园制经济。
唐代出现的曲辕犁为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奠定了基础，相比起原先的直辕犁，曲辕犁的犁架变小变轻，而且便于调头和转弯，操作灵活，节省人力和畜力。使得即便是普通的五口之家，也可以凭借有限的人力和畜力，独立完成在小块土地上的农业生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自给自足的个体农户经济逐渐取代了从两汉到唐近千年的庄园制，成为华夏大地上占统治地位的农业生产方式。
中国古代传统小农经济有很多好处，比如极高的单位亩产，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我国古代农业单产比西欧古代和中世纪高得多。西欧粮食收获量和播种量之比，据罗马时代《克路美拉农书》记载为4~5倍，据13世纪英国《亨利农书》记载为3倍。而从《齐民要术》看，我国6世纪粟的收获量为播种量的24～200倍，麦类则为44～200倍。据《补农书》记载，明末清初嘉湖地区水稻最高产量可达4~5石，合今每市亩901～1126市斤，比现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水稻产量还高。我国古代农业的土地生产率，无疑达到了古代社会的最高水平。
但如此之高的单位亩产不是没有代价的，那就是农民对土地极高的劳力投入，换句话说，每家每户农民能够耕作的土地上限是很低的，所谓的精耕细作便是指的这种生产模式。而有限的耕作面积决定了即便亩产量很高，每家每户农民的剩余产品也很少，而一个由传统小农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军事动员能力是很低的。
几乎所有古代民族都意识到了一个很简单的事实——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想要生存，不被异族征服，沦为奴隶，就必须拥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军事力量的强弱并不简单的等于人口的多少，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宜当兵的。
简单的来说，小地主或者富农，是东西方所有古代民族都认为的最佳兵员，因为这个人群即不像真正的富人和城市居民那样被舒适的生活弄得软弱不堪，繁重的农业生活不但淬炼了他们的体魄和意志，而且大量的野外活动经历让他们懂得怎么在行军和战斗间隙照顾好自己；比起穷苦农民，他们吃的更好，身体更强壮，有钱自备马匹驮畜，更好的武器和甲胄，可能还读过一点书，识字，这些都是成为出色军人的重要条件。
那就有一个问题，这里说的小地主或者富农，大概是个什么标准呢？这里可以用北宋时期西北弓箭社的待遇为例：北宋宋真宗景德二年。北宋著名将领曹玮在击破西夏李继迁之后，意识到西北的战事将会长期化之后，就向真宗皇帝提出了以当地土人组织弓箭社的建议：“以弓箭手皆土人，习障塞蹊隧，晓羌胡语，耐寒苦，有警可与正兵为前锋。给以境内闲田，永蠲其租，春秋耕敛，出兵
第166章 轮犁(1/3),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