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体现辞旧迎新特色的是加强法制，依法治国。
蜀汉法制是在刘备的支持下，由诸葛亮主导实行的，是诸葛亮治蜀的核心内容，也以此奠定了诸葛亮作为一代杰出政治家的历史地位。
刘璋统治下近似无政府状态的益州，“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诸葛亮集》）。概括来说，就是刘璋无法约束地方豪强，上层人士不听话不团结，下层人民受欺压有怨气。刘璋虽然心存百姓，想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却没有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行方法，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吏治一片混乱，上上下下都非常不满意。
从主观想法与观结果的反差来看，刘璋有点像明朝亡国之君崇祯皇帝。崇祯宵衣旰食，励精图治，可惜方法不对路，再加上观局势内外交困，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明江山毁在自己手里。
从刘璋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出重视仁德、心怀百姓并不一定能把事办好。要让百姓过上好日子，除了心怀仁义之外，还必须有切实可行的方法。
这就是刘备和诸葛亮比刘璋强的地方，也是刘备之仁与刘璋之仁的区别。刘备之仁是君主之仁，不但把仁义作为终极目标，而且有实现这一目标必需的实力和手段。而刘璋之仁是迂腐之仁，外敌入侵不能抵御，内部动乱不能阻止，在他治下的人民几乎没有安全感，所以即使他个人心怀仁义，对他治下的人民来说也只是空头支票，永远不可能兑现。
刘备和诸葛亮解决益州混乱问题的方法，就是加强法制，将无政府状态的益州，建设成一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社会。
法制刚开始推行的时候，刘备手下的两位重臣——诸葛亮和法正意见不同，留下了一段著名的论辩。
法正认为应当宽弛刑法，以收服益州人心。他还请出了四百年前宽弛刑法最终成就帝业的汉高祖刘邦作为榜样。大伙都清楚，刘邦当年“约法三章”大获人心；更清楚刘邦是刘备等所有汉朝皇族的祖宗。拿祖宗来压人，说得又有几分道理，一般人就难以反驳也不敢反驳了。
但诸葛亮分明不是一般人。他明确指出法正说得不对，“君知其一，未知其二”。汉高祖当年宽弛刑法，是因为之前暴秦刑法过于严苛残酷，所以当时宽弛刑法才能体现出新老板的宽大仁厚。而如今刘璋统治的益州，已经是无政府状态，混乱不堪，乱世用重典，政宽则济之以猛，需要通过加强法制来重建社会秩序：“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矣。”（《诸葛亮集》）
诸葛亮主张实行德政，兼用威刑，从严治国，赏罚分明，用罚来限制奸人作恶，用赏来为士人开辟政治上的出路。厉行法制，不但能收到抑制地方豪强的效果，而且能重建社会秩序，实现“上下有节”。
这是一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经典案例。法正没有考察当时的社会情况与刘邦时期的不同，一味照搬古人，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而诸葛亮则因时制宜，根据时代和国情找对策，找对了开锁的唯一一把金钥匙。
一千六百多年以后，清人赵藩在成都武侯祠题写一副对联，评价诸葛亮的为政用兵，流传甚广，发人深省，对联是：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说得十分正确。治国，除了公平、正义等核心价值观，很难找到什么万世不易的可行策略，必须根据时代和国情找对策。一个政策，在以前是有用的，在今天可能已经过时；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也可能以后回过头来发现是错误的。
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没有一成不变的策略，只有因时制宜的方法，有时候甚至逃不出今天对明天错的怪圈。
比如说封建诸侯。刘邦认为秦朝迅速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封建同姓诸侯孤立无援，因此大肆分封刘姓诸侯王，没想到日后却发生吴楚七国之乱，成为子孙的沉重负担；曹魏吸取汉朝教训，抑制诸侯的权力，却又被司马氏轻而易举地改换门庭；司马晋吸取曹魏教训，广泛封建诸侯王，后来又发生“八王之乱”，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送上绝路。秦、汉、魏、晋几朝的做法，都只是一把双刃剑，造成的后果不是削弱中央集权、诸侯王尾大不掉，就是中央政府势单力孤迅速灭亡，似乎是一个又一个毫无意义的轮回。
法制也罢，其他政策也罢，说到底都不过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工具，最终的目标是稳定和发展。因此，只要能实现正义的目标，法制严峻还是宽仁都不是问题，正所谓白猫黑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诸葛亮的法制策略，在刘备的支持下，在益州得到推行，成为一项基本国策，蜀汉建国后也一直沿用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在刘备的支持下，由诸葛亮主导，集合蜀汉一流人才法正、刘巴、李严、伊籍等人，制定了一部治理国家的成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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